谈起春秋时期的战争，战国时期的孟子曾断言“春秋无义战”，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思想强调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，而春秋时代正是“礼崩乐坏”的时期，多数战争由诸侯发动，变成了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。以儒家这一标准衡量，自然无法认定这些战争为正义之战。然而，如果换个视角，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立场上，春秋时期确实存在许多正义的战争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齐桓公。他作为春秋五霸之首，是一位拯救华夏民族于危难中的英雄人物，他提出的“尊王攘夷”口号，甚至在近代被日本所借用。
大约2600年前，华夏文明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。西周晚期，戎狄族不断发起侵扰，甚至多次逼迫周王迁都。百余年后，周幽王时局动荡，内乱爆发，申侯等内奸引导戎狄攻入镐京，灭亡了西周王朝，周幽王及褒姒、姬伯服等被杀害。随后，周平王被迫东迁至洛阳，表面上戎狄的威胁似乎缓解，但实质上戎狄入侵远未停止，反而对华夏诸国造成更大灾难。
作为天下共主的西周被戎狄灭亡后，华夏诸侯内心惶恐不安。未及恢复元气，戎狄新一轮侵袭再次爆发，华夏诸侯多无力抵御。戎狄在河北平原代地及滹沱河流域建立了代国和中山国，中山国更被称为“战国第八雄”。戎狄深入中原，河南安阳、鹤壁一带的卫国也遭到重创，国君卫懿公惨遭杀害，传闻尸体仅存肝脏，卫国沦陷后残存五千兵士流亡至曹国苟延残喘。中原大国晋国四面皆受戎狄势力威胁，燕国同样遭受戎狄侵袭。此时南方的楚国则不断北进，欲饮马黄河，南北蛮夷夹击之下，华夏文明岌岌可危，正如《公羊传》所言：“南夷与北狄交，中国不绝若线”。
展开剩余69%在这关键时刻，必须有人挺身而出，统一华夏诸侯，合力抵御戎狄，否则各诸侯各自为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东迁后的周王室虽是天下共主，但威望大跌，实力衰弱，难以担当抵御戎狄的重任。幸而齐桓公在重臣管仲的建议下，勇敢承担起此大任，提出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帜，号召诸侯联合抗击戎狄，成为抵抗外患的中坚力量，成功保护了多国利益，表现尤为突出：
其一，山戎大举入侵燕国，燕庄公连番失利，无奈求助于齐国。齐桓公以“尊王攘夷”为口号，集结军队反击山戎，不仅击败敌军，还一举消灭孤竹和令支两部落，确保燕国存续。
其二，戎狄大举侵犯刑国，齐桓公联手宋国、曹国展开救援，戎狄被迫撤退。考虑刑国地理位置靠近戎狄，威胁依然存在，齐桓公遂助刑国迁都至夷仪（今聊城西南），加强防御。
其三，戎狄再次入侵卫国，卫国已亡，国君被杀。齐桓公在楚丘协助重建卫国新都，令其在黄河南岸重新立国，恢复国家力量。
倘若遵循儒家标准，非周王室发起之战即为“不义”，那时的诸侯只能坐以待毙，任由戎狄逐个击破。但从华夏整体文明的角度看，齐桓公所发动的战争无疑是正义之战。因此孔子曾感叹道：“微管仲，吾披发左衽矣！” 意思是若无齐桓公与管仲的努力，华夏文明恐怕难逃覆灭的命运。此外，齐桓公提出的“尊王攘夷”口号在近代日本同样被借用，倒幕派用此口号推翻德川幕府，开启明治维新。
在春秋五霸中，齐桓公无疑是最具“正义感”的霸主。面对戎狄入侵，诸侯虽有零星抵抗，却多为自发行为，未能形成有效合力。大诸侯尚能抵挡戎狄，小诸侯则力不从心，甚至因戎狄入侵引发大诸侯乘机吞并中小诸侯。以晋献公为例，“并国十七，服国三十八”，极具扩张意味。晋国和秦国打击戎狄，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，甚至将戎狄驱逐至他地，祸害他国，带有“以邻为壑”的色彩。譬如陆浑戎原居西部，却被秦国赶往洛阳，洛阳恰为周天子所在地，秦人为何如此行事，耐人寻味。至于楚庄王、秦穆公、宋襄公等霸主，多为争权夺利，他们的战争难言正义。
因此，春秋五霸中齐桓公率领诸侯抗击戎狄，无疑是最具正义色彩的霸主，且其“尊王攘夷”呼声激发全民抗敌，推动诸国彻底解决戎狄威胁。总的来说，若从儒家视角看春秋时期，可断言无义战，但换个角度，从华夏文明自身的存续和民族利益出发，春秋时期充满了许多正义战争，除了齐桓公之外，郑庄公等也在抵抗异族中扮演重要角色。更关键的是，观察战争正义与否，往往取决于评判角度，这对今天理解世界战争的本质依然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。
参考资料：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等史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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